1929年12月2日，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上，年轻的中国学者裴文中挖掘出了第一块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考古学界将这种古人类正式定名“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
1936年，在中国考古学家贾兰坡的主持下，在周口店又发掘出另外三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和一块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周口店的发现，震动了全世界。
今天，北京日报纪事带您一文回顾，“北京人”头盖骨从发现到消失的传奇经历。
1929年12月裴文中发现的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模型 邓伟摄
“北京人”，被古生物学界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它的发现，为揭开人类起源之谜提供了一把钥匙，将人类自身历史整整提前了50万年；它的丢失，又给人类留下了一道世纪谜题。九十多年过去，各种传说、猜测多方流传，“北京人”在哪里的谜底却始终没有揭开。
鸡骨山龙骨
众所周知，“北京人”被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这座山名来自这里的一种特产——龙骨。
在中药典籍中，龙骨是一味药材，其来源多被附上神秘色彩，说成“死龙之骨”、“龙蜕”。其实，龙骨是古代哺乳动物如象类、犀牛类、三趾马等的骨骼的化石。在上个世纪初叶的中国，只有西方来华的科学家、考古学家能了解这个常识。这些人成了龙骨的“收集爱好者”。
安特生
1918年2月的一天，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北京得到了一小包带着红色黏土的骨骼碎片化石。送给他这份礼物的是一位在燕京大学任教的化学家，他饶有兴味地告诉安特生，这些化石是他亲自采掘的，出自周口店鸡骨山的山崖，那座山就因为红土中藏着大量鸟类骨骼而得名……
鸡骨山所在的位置，一下子挑起了安特生的兴趣。那源于一场悬而未决的争论。
上世纪初，一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在北京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古生物的专家，但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他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了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
施洛塞尔在这些化石中，鉴定出了符合人类特征的两颗牙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破天荒的发现。
当时，人类起源的古生物学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第一次提出了人类进化是从猿到人的学说。与达尔文同时代的德国生物学家海卡尔支持达尔文的观点，并断言猿与人之间存在着谱系上的联系，同时，从猿到人之间存在一个尚待证实的中间环节：“缺环”。他说，“缺环”混合了人和猿的特性，可称为“猿人”。
1856年德国发现的“尼安德特人”，1891年爪哇岛发现的“爪哇人”，已经显示出人类进化史的只鳞片爪，但是受当时的科学认知水平所限，这些发现在科学界争论很大，更不要说坚决否定进化论的宗教界了。
施洛塞尔最终没有认定那两颗牙齿属于人类，没能用这两颗牙齿补上“缺环”，而是将其作为“类人猿”的牙齿公开发表。不过，施洛塞尔也给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推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
施洛塞尔和哈贝尔都不知道那两颗牙齿具体的出土地点，公布研究成果时只说是出自中国的直隶地区。安特生得到那包鸡骨山化石时，马上把两处地点联系在一起——鸡骨山在周口店，当时正是直隶地界。
安特生是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他在中国的身份则是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北洋政府之所以看中安特生，不单因为是他在地质学领域的建树，还因为他的国籍。当时，瑞典被认为是“少数几个对中国没有野心的西方国家”之一。
北洋政府为安特生开出了18000大洋的天价年薪。相同时期，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先生，薪俸最高时月薪为300大洋。而安特生的月薪相当于1500大洋。
安特生倒是不白拿这份高薪，来中国不久就找到了一处大型铁矿，又先后主持或参与了调查北方煤田和其他矿藏的分布。与此同时，优渥的收入让他有条件在“矿政顾问”本职之外，充分开展自己感兴趣的田野考古调查。
在得知周口店鸡骨山是“龙骨”产地之后，安特生马上前往那里进行了实地考察。这大概是周口店地区第一次有目的的考古挖掘。遗憾的是，安特生只挖到了一些鸟类和啮齿类动物的化石。
此后不久，河南发现了大批三趾马化石和仰韶文化遗址，把安特生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不过，他没有忘记周口店。1921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给安特生当助手，就被派到了周口店鸡骨山进行考古挖掘。
这年8月，安特生又特意带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物学家葛兰格前往鸡骨山，一同指导挖掘。
葛兰格可以说是当时古生物发掘技术的权威，但是无论是他还是年轻的师丹斯基，在鸡骨山都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原因很简单，他们找错了地方。
不过，正是在这个错误的地方，安特生遇到了自己的“幸运星”。在他所著回忆录《黄土的儿女》中，安特生讲述了这次极为幸运的转折：
“正当我们在鸡骨山发掘的时候，一位中年中国男子走过来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什么用，离这里不远处有一个去处，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
新的考古挖掘地点很快到达。这里距离鸡骨山约2公里，是一处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10米高，面向北方，成直角状陡立着，因为常年挖掘石灰石，矿墙很不稳定，似乎随时都会倒塌。中年人指着一条矿墙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挖下去，保证有大的收获。”
收获果然很快出现，先是猪和鹿的骨化石，不久后又发现了一些白色带刃的石片，像是人类原始起源时使用的简陋工具。
安特生满怀期许地对师丹斯基说：“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
但是师丹斯基并没有坚持到把洞穴挖空。经过几个星期的挖掘后，洞穴已经高悬在峭壁之上，危险性越来越大，只能暂时中止。1923年夏，在安特生的一再要求下，师丹斯基进行了第二次挖掘，同样因为危险性而停止。
安特生不甘心就此罢手，师丹斯基却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再冒险了。他把能采集的化石都收集到一起，带回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在1923年的《中国地质调查简报》中，安特生甚至对周口店的考古挖掘只字未提。
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当时未曾领会。
“北京人”
作为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在世界考古学界名声大噪。而周口店的考古一时没有什么成果，被暂时搁置。直到1926年，瑞典皇太子的访华之行，意外地给了安特生一个震惊世界的机会。
作为在华声望最高的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在这年7月就接到了瑞典政府的信件，指派他安排瑞典皇太子的在华活动。安特生也想借此机会展示一下自己的考古成果。他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已全部运往瑞典供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研究。安特生马上给维曼教授写信询问那些化石的研究成果。
接到维曼回信的时候，安特生刚刚从日本迎接皇太子来到北京。打开厚厚的包裹，安特生欣喜若狂。维曼寄给他的是一份周口店发现的两颗人类牙齿的研究报告，同时还有这两颗牙齿的大量照片、幻灯片。
10月22日，北京协和医院礼堂，中国科学界人士为瑞典皇太子举行了欢迎大会和学术报告会。京津两地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会上致辞和做报告的中方代表，一位是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翁文灏，另一位是著名学者梁启超。安特生最后一个出场，做了一篇震动世界的科研报告。
这份报告的名字叫《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
安特生在报告中介绍了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在周口店）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最后给出了他的结论：“除了把它们（周口店所发现牙齿的主人）称作‘人’之外，别无其他选择。”
报告演讲完毕，台下静默良久。即便在座的都是中外科学精英，也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这个结论的巨大冲击。安特生似乎预料到这个反应，开始为众人放映那两颗牙齿的幻灯片，进一步讲解。
台下似乎刚刚反应过来，有人打断安特生的发言，大声提问。时任中国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的美国科学家葛利普，仿佛还没有从震惊中醒过神来，问了一个安特生刚刚在报告中阐释清楚的基本问题：“‘北京人’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人类还是食肉动物？”
安特生立即回答：“来自周口店的最新消息是，我们的老朋友既不是一位男士，也不是一种食肉动物，而是走在猿和人两者半路上某个阶段的代表，而且还是一位女士呢！”
安特生说的这段话，既有对葛利普的认真回答，也掺杂着玩笑。“走在猿和人两者半路上某个阶段的代表”，说的其实就是“猿人”。而说“北京人”是位女士，纯粹是针对葛利普称“北京人”（Pekingman）时用了“man”这个男性词，所以安特生幽默地改用了女性的“lady”。
不过，葛利普和安特生的这一问一答，倒是真的给“北京人”起了名字。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黄慰文告诉记者，“北京人”（Pekingman）这个名字当时是葛利普随口一说，但是简单明了，成了最通用的叫法。后来考古学家把周口店发现的人种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中国猿人”或“北京猿人”，但是最广为人知的名字还是“北京人”。
“北京人”的发现，补上了人类进化史上的“缺环”。安特生作为“北京人”的发现者，永载科学史册。不过，仅凭两颗牙齿，这个“缺环”填补得还不能算完整。“北京人”震惊世界的同时，也遭受了与“尼安德特人”、“爪哇人”类似的质疑和争论。在世界考古学界，即便是持进化论观点的人，也是各言其说，莫衷一是。
最终打消争论，让“北京人”成为确证无疑的人类祖先，还需要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石器、用火遗迹等一系列考古成果。
发现头盖骨
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化石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向周口店集结而来。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知道巨牛盈，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揭开了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更加辉煌的成果还在周口店等待着后来人发掘。
在向周口店云集的科学大军中，冲在前面的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加拿大籍人类学家步达生。
步达生和安特生有良好的共事关系，在发掘仰韶文化遗址时，安特生就邀请他参与工作，随后又一起筹备以新疆为目的的中亚考察项目。安特生忽然公布的“北京人”发现成果，一下子吸引了步达生全部的科学热情。凭借与中美两国政府和美国大财团的良好关系，步达生很快给周口店的科学发掘拉来了“赞助”，并且把安特生个人色彩浓厚的考古发掘，升格为国际合作。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为美国基督教会创办，主要出资人是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步达生的游说下，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部同意每年出资一万两千美元用于周口店考古发掘，由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联合实施发掘计划。
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13年，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创建人是英国学成归来的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丁文江。其继任者翁文灏，则是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在中国地质学领域有着大量开创性的贡献。正是他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达成了周口店科学考古合作协议，在协议中明确了至关重要的“北京人”化石权属：“人类及类人猿化石”由步达生掌握，但“应永久保管在中国”。
“北京人”遗址的挖掘从1927年4月16日开始，当年发掘中最大的发现，是获得了一颗完整的人牙，在当年出版的《中国古生物志》中，步达生宣布周口店的发现是人类进化史上的新属新种，即“中国猿人北京种”。可是这个“学名”没有流行开来，还是当年葛利普随口说出的俗名“北京人”，被科学界和大众广泛接受并延续下来。
周口店发掘计划进行到第二年，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对参与人员进行了调整，年轻的杨钟健和裴文中两人来到了周口店。
这一年，杨钟健31岁，刚刚在德国获得古生物学博士学位，由他主持周口店遗址的发掘。裴文中年仅24岁，一年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当时负责管理工人账目和协助杨钟健工作。
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发端处，除了前两任所长丁文江和翁文灏，其成员大多是杨钟健、裴文中这样的年轻人，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各自学科的领军人物。而当时年纪轻轻的他们，就已经站在中国“年轻学科”的最前沿，历史给了他们难能可贵的机遇。
在周口店，第一个得到机遇眷顾的是裴文中。
1929年，杨钟健调往山西、陕西负责新生代考古项目，周口店发掘的主持人之职，落到了裴文中肩上。
随着周口店遗址发掘深度不断延伸，堆积物的体积也渐渐变得狭小起来。当深度已进入地下40余米时，狭窄的空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两个人的身影。正当裴文中考虑就此收兵时，却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现在仍保存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里，被称为“猿人洞”。正是在这里，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被发现了。
这一天，是1929年12月2日。
周口店考古发掘现场
裴文中在后来的挖掘报告和回忆文章中，多次回忆过那个他一生为之激动的历史时刻。上世纪80年代黄慰文和贾兰坡共同撰写《周口店发掘记》，曾找到过当时仍在世的挖掘工人，从不同视角补充了大量的历史细节。
黄慰文告诉记者，当时从“猿人洞”洞口开始的发掘已经延伸了10米，洞内非常狭窄黑暗，只有裴文中和另外三个技工能够进入。通常情况下，洞穴挖掘要点汽灯，但是因为这个小洞穴太窄，他们只好一手举着蜡烛，一只手用锤镐、铲子小心翼翼地挖掘。
一个叫王存义的技工回忆，挖掘的动作很轻，传到洞外只是窸窸窣窣的声音。忽然，他在洞口听到了裴文中激动地大叫一声：“这是什么？是人头！”
裴文中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他是听到一个人说，下面有一个圆圆的东西露出来，于是赶紧下去和技工一起挖掘，露出的部分渐渐清晰可辨，他这才情不自禁地叫起来。“人头”二字刚出口，大家全都围了过来。
几根蜡烛的光亮聚在一起，清晰地照亮了圆圆的头盖骨顶部。
这个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软的土层，一半在硬土之中。裴文中与几个技工把周围的杂土清理干净，尝试着取出头盖骨，它却纹丝不动。
天色已晚，有人提议等明天再挖，免得弄坏。裴文中却等不及了。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其实他已经在山中过了不知几千百万日夜，并不在乎多过一夜，但是我不放心，脑筋中不知辗转了多少次，结果决定取出来，用撬杠撬出。”
裴文中找来撬棍，轻轻插于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不承想，这颗历经数十万年已成化石的头骨，并没有像石头一样坚硬，而是很脆。头盖骨撬下来的同时，有一部分也破裂了。
这让裴文中极为懊恼，破裂可能造成的损伤还需要再勘察，眼前最棘手的，是怎么把这个破裂的头骨不差分毫地带出去。他急中生智，脱下自己的棉袄，把头盖骨轻轻包裹起来，这才抱着它躬身出了“猿人洞”。
据王存义回忆，头骨刚挖出来时很潮湿，撬棍造成的破裂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整个头盖骨既酥软又潮湿，稍一震动就发生爆裂。这种状况，显然无法安全无损地带回北京。
裴文中带着他和另外一个工人生了个火盆，待柴火烧成炭，采用没有火苗和烟的炭火慢慢烘烤头骨。头盖骨在逐渐的干燥中开始硬化，裴文中又在头骨四周糊上五层棉纸，棉纸外再加石膏和麻袋片，经水浸泡后再度放在火盆上方烘烤，直至包裹上的一切和头盖骨形成一个整体。
裴文中抱着发现的第一个北京人头骨留影。因为太过兴奋，摄影师只把镜头对准了头骨
整整烤了三天，裴文中才用他的两床棉被把头骨包裹起来，打成包袱背回北京。
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步达生用别针一点点将包裹着头骨的硬土剔掉，一颗头骨完整地呈现在这位解剖学教授和古人类研究专家的眼前。
“没错，是人的！是人的！”步达生拍着裴文中的肩膀连声高叫。
12月28日下午，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应邀到会的除科学界的大师名流外，还有中外新闻界人士。裴文中在会上作了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报告。
中国北京的周口店发现了最早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北京人”再次震惊了世界。有了这颗头盖骨的出现，即便是那些对牙齿化石持怀疑态度的人，也终于承认，“北京人”被发现了。
何去何从
1935年，三十岁出头却已经名满天下的裴文中远赴巴黎留学，历史把机会赋予了一个当时只有高中文化的年轻人——贾兰坡。
在北京人遗址挖掘现场的贾兰坡
贾兰坡1929年毕业于北京汇文中学，随后考入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当起了练习生。练习生在研究部门职位最低，平时不但是考古专家的助手，还要和雇佣的工人一样挖石背土。但练习生工作亦是学习，能和专家一样接触到最前沿的考古知识和成果。
1931年春，初到周口店不久的贾兰坡就进入了重大成果发现的核心圈。当时他协助裴文中清理洞中的松软堆积，收集到不少于两千块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数显示出加工和使用过的痕迹。由此，裴文中大胆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远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结论。
与此同时，裴文中和步达生等学者根据周口店堆积层中烧焦的木头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开始用火的结论。
加工、使用工具和用火这两项技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北京人”被定义为人类，终于成了无可辩驳的事实。
这两项考古成果，贾兰坡都有参与，但是当时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二十多岁的练习生。
1936年11月15日上午，周口店考古现场，技工张海泉把挖到的一块核桃大的碎骨片，随手扔进了身旁的荆条筐。在旁边的贾兰坡问是什么东西，张海泉答“韭菜”（碎骨之意）。贾兰坡却仅凭一瞥，就认定那块碎骨的不同寻常。他拿起来一看，不禁大嚷：“这不是人的头盖骨吗？”
贾兰坡马上命人用绳子把现场围了起来，自己趴在地上亲手挖掘。慢慢地，耳骨、眉骨也从土中露出来了。直到中午，这个头盖骨的所有碎片才被全部挖出。贾兰坡将头盖骨送回办公室，清理、烘干、修复，把碎片一点一点对粘起来。
当天下午，几乎就在相同的地点，贾兰坡又发现了一颗头盖骨。
1936年11月26日贾兰坡发现了北京人完整头骨
当时世界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正在北京，1934年步达生逝世后，他的工作就由魏敦瑞接替。得知周口店再次发现头骨的消息，魏敦瑞一下子从床上蹦了起来，急匆匆地穿上衣服就奔周口店赶，结果把裤子都穿反了。
魏敦瑞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去，11月26日，贾兰坡又发现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头盖骨。
在随后召开的发布会上，魏敦瑞仍难掩激动：“现在我们非常荣幸，因为‘北京人’在最近又有新的发现。10月下旬曾发现猿人左下颌骨一面，并有5颗牙齿保存。11月15日一天之内，又发现猿人头骨两具，及牙齿18枚。26日再发现一极完整的头骨。对于这次伟大的发现，我们要感谢贾兰坡君。”
紧接着，一个完整的人类下颌骨又在周口店被挖掘出来，和4个“北京人”头骨化石一同送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由中美学者共同创建的中国中央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保管。
1934年5月，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办事处的院子里。自左至右为：李四光、德日进、卞美年、杨钟健、巴尔博
周口店的考古发掘成果达到最高峰之时，中国却遭逢了近代史上的最大劫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周口店的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周口店发掘的“黄金时代”结束了。7月28日，北京沦陷。
此时，5个“北京人”头骨化石（包括下颌骨）被锁在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内。一同存放的还有山顶洞人化石（山顶洞人距今约一万一千年，1930年发现于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洞，1933～1934年由裴文中主持进行发掘），化石标本总计头骨7个，下颚骨12个，还有大量的牙齿、体骨碎片等。
协和医学院当时属于美国，在日军控制之外，暂时算是安全之地。
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北京已在日军铁蹄之下，“北京人”头骨化石随时可能遭遇不测。
1941年，美日关系恶化，太平洋上风云日紧，在日军占领区域内的美国机构，难保万全。已经转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翁文灏对仍留在北京的“北京人”化石忧心忡忡，他从重庆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詹森分别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
“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正是当时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北京人”头盖骨。
但是，美国人这时候却讲起了“契约精神”。当年中美联合进行周口店科学考古的协议中，明确规定出土化石“应永久保管在中国”，美国方面据此就是不答应翁文灏的请求，双方往来交涉，拖沓了将近一年时间。
胡顿甚至在给翁文灏的复信中说：“即便将来形势恶化，这批标本也不可能受损，没有任何理由使它受损。它们没有出售价值，最坏的情况莫过于不再在北京（或中国）保存，而被分散在世界其他博物馆罢了”。
这样的说辞，恐怕只有习惯于“收藏”他国国宝的国家才说得出口，而中国，早就尝够了被侵略掠夺的苦果。
直到1941年11月中旬，经翁文灏的一再协调，最后又经重庆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交涉，美国驻华大使詹森才给北京公使馆发来电报，命令他们协助把“北京人”秘密运往美国。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个“许可令”下得太晚了。如果美国答应转运“北京人”能够提早一些，哪怕只有几天，历史也许就能改写。
“北京人”失踪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日进入战争状态。
12月8日清晨，日军占领协和医学院，立即派人到解剖系迫使管理人员将保险柜打开。显然，日军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冲着“北京人”而来。事实上，日军早就做好了夺走“北京人”的准备。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及其助教高井冬二来到北京，以科学研究的名义要求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两周，协和医学院答应了他们。事后看来，这两周“科学研究”，更大的可能是“踩点儿”，侦察“北京人”的存放地点。
但是，占领协和医学院的日军还是晚了一步。他们打开保险柜，找到的只是“北京人”头骨化石的石膏模型。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不死心，他们一方面到了周口店，自己组织挖掘，另一方面带着宪兵，威逼当时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说出“北京人”的下落。
裴文中当时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不久，接替离开中国的魏敦瑞，任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推说自己接手不久，不知道“北京人”究竟在何处。事实上，裴文中知道转运“北京人”的计划，但没有亲自经手，详细情况确实无从回答。
“北京人”离开协和医学院是在珍珠港事件两天前，即1941年12月5日。当时的新生代研究室技工胡承志，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中国人。
黄慰文介绍，胡承志是1931年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做学徒工的，当时年仅14岁。他先是跟着步达生做助手，后来魏敦瑞把胡承志升为技工，参与科研并制作标本的石膏模型。上世纪70年代，已是中国著名古人类学家的胡承志，为贾兰坡和黄慰文讲述了他见到“北京人”最后一面的情形。
据胡承志回忆，在珍珠港事变前，大约在11月中旬，新生代研究室女秘书息式白匆匆来到实验室，要求胡承志速将“北京人”等装好，秘密送到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的办公室。
胡承志对这一天早有准备，已经做好了两个大白木箱。两三个月前，归国不久的新生代研究室主任裴文中就告诉他，“‘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胡承志问什么时候装箱，裴文中说：“听信儿。”
现在“信儿”来了，却不是来自裴文中。胡承志知道事关重大，当天下午先到兵马司胡同的裴文中办公室，向他当面求证。裴文中告诉他：“你赶紧装吧。”
胡承志当即赶回协和医学院实验室，先将房门锁上，然后开始秘密装箱。
据胡承志回忆，两个木箱一大一小，小的为12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大的为130厘米长，30厘米高，70厘米宽。由于他一个人搬不动这两只木箱，还请了协和医院解剖科技术员吉延卿帮忙。整个装箱过程只有他们两个人。
胡承志将“北京人”化石从保险柜中一一取出，每一件都包了六层：第一层包的是擦显微镜镜头用的细棉纸；第二层用的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包的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包的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包的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再用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紧紧裹住。包好后，每个头骨装入一个小木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小木盒剩下的空间填满，然后再将这些小木盒一一装进大木箱里，最后再用木丝填实。
“北京人”化石主要装在较大的一个木箱里，另一个较小的木箱内，则主要装的是“山顶洞人”化石。全部装完后，再严密封盖，在外边加锁，并在两个木箱的外面分别标上“CaseⅠ”和“CaseⅡ”的英文。
胡承志和吉延卿把两个木箱搬到博文的办公室，当面交付。他当时能够获知的信息，也只到当夜，这两只木箱被悄悄运至北京的美国公使馆。
按照中美协商和美国公使馆的安排，这两只箱子被标上美军军医威廉·弗利的名字，以私人行李的名义从前门火车站装车，直发秦皇岛，之后搭载计划于12月11日进港的客轮“哈里逊总统号”，前往美国。
两只木箱由专人护送，跟随美国海军陆战队登上了开赴秦皇岛的专列。8日上午，列车按计划抵达目的地。但“哈里逊总统号”却没能靠港。因为就在前一天，日军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哈里逊总统号”在长江口外被日本战舰追捕，触礁沉没。
而刚刚抵达秦皇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列车和军事人员，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日军的俘虏。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此不翼而飞。
仍未揭开的谜底
战火纷飞的岁月，两只装有中国国宝的木箱，就这样神秘地失踪了。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落在了日本侵略者手中。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人也同样在寻找这两只箱子。
1942年，一个名叫锭者繁晴的日本侦探来到北京，受日本军部委派搜寻“北京人”的下落。结果，他费尽心机找了一年，一无所获，羞愤于“有辱天皇和大日本皇军的圣洁，有辱自己作为日本帝国一流侦探的声名”，剖腹自杀。
自杀前，锭者繁晴写了一份寻找“北京人”经过的《备忘录》。其中记载，他审讯过裴文中、博文等相关知情人和被日军俘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战俘，在北京、天津、秦皇岛搜查过“北京人”存放、经停的所有可能地点。可以看出，锭者繁晴已经比较完整地获知“北京人”的转运过程，但是仍旧没能找到那两只木箱。
锭者繁晴没有找到失踪的“北京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了“北京人”落入日本手中的可能性。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作为战胜国，中国在战后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参与受降等有关事宜，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裴文中为在日本的李济提供了这些信息：（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社东京专电：“盟军最高总部称：前为日军窃夺并运至东京之北京人骨骼现已发现。”（民国）三十五年一月一日，北京《英文时事新闻》载有路透社电：“东京帝国大学已将此无价之骨骼标本运赴盟军总部。”
李济“按图索骥”，找到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但是，斯脱特回答：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是那个名叫威廉·弗利的美军军医——“北京人”出境的押运人。1941年12月8日之后，这个美国人就音信皆无。直到30年后的1971年，《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威廉·弗利的回忆文章。
文章这样写道：“12月8日，我在秦皇岛被日军逮捕，一周后被释放回天津租界，之后，我收到了从秦皇岛战俘营寄回的行李，以及应该装着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军用提箱。我打开自己的行李，发现被人动过。这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第二天，我就把其中的两只箱子送到天津的百利洋行和巴斯德研究所，而另两只则交给我平时最信任的两位中国人。”
根据弗利提供的这些线索，天津市公安局等有关部门成立了专案组。专案组询问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和巴斯德研究所的所有老职员，没有一个人见过所谓的箱子，甚至连知道美军军医弗利的人也没有。
至于弗利所提到的那两位朋友，专案组也找到了。两人本是夫妻，之后劳燕分飞。女的去了上海，男的去了四川，断了来往，但两人的叙述倒是相当吻合：弗利是托付给了他们两个箱子，其中一箱是医疗器械，另一箱是私人衣物和一些古董瓷器，外加500美元。在不可能互相通气的情况下，两个人叙说一致，真实性可信，结论是：箱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自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神秘丢失的那一刻起，有关头盖骨下落的线索就层出不穷。然而每一条线索，都在事件历史的回溯过程中，更加扑朔迷离。
民间流传甚广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阿波丸”沉船里之说，现在考古学界多持否定态度。
“阿波丸”是一艘日本远洋油轮。1945年4月在中国福建省牛山岛以东海域被美军潜舰击沉。1977年，我国曾对“阿波丸”沉船进行过一次打捞，只发现了3000吨锡锭和一些其他东西，未找到“北京人头盖骨”。受潜水技术所限，那次打捞没有完整结果。出水物中的伪满洲国政要家藏小官印等物，让人猜测“阿波丸”携带了大量中国北方宝物，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人”。
但是“阿波丸”当时是从新加坡驶向日本，如果“北京人”真的落在侵华日军手里，他们没有理由将其放到东南亚，也不可能直到1945年才运回日本。
1980年，有人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档案库查到，装有“北京人”的箱子曾存放于天津的美军陆战队军营六号楼地下室木板层下面。这个兵营的旧址很快找到了，但是六号楼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倒塌了，之后被夷为平地改成操场。学校负责人回忆，在清理大楼废墟时连地基都挖开了，根本没有木板结构。
20世纪90年代，日本传来消息，一名当年参加了侵华战争的老兵在弥留之际透露：“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藏在北京城的中心。
这个老兵说他当年是日本“731”部队的上尉军医，在协和医学院进行细菌武器的秘密研究。日军侵占北京不久，就已经截获了“北京人”化石，这位老兵被指定为护卫保管负责人。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把“北京人”化石掩埋在了协和医学院正东大约两公里，一个有着许多松柏古树的地方，为了日后识别，他还在一棵松树干上，用军刀刮下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
根据这名老兵的回忆进行勘测定位，在协和医学院以东，只有日坛公园符合“僻静、有许多古树”的条件特征。而更令人兴奋的是：在日坛神道北侧不远的地方，真的有一棵被刮过树皮的松树。中国科学院动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地表测量，居然发现那棵古松树周围信号“异常”。
然而，随后的挖掘结果再次让人失望：在古树周围下挖深达三米——远远超过了一个人仓促之间能够挖掘的深度，没有发现任何埋藏物。地表测量时的异常信号，其实是大量灰白色钙质结核层所引起。
几十年过去，每一条线索，无论可信与否都不曾被忽视，每一次都是满怀希望，结果却总是希望落空。在地下埋藏了几十万年的“北京人”，在展露面容仅仅数年后，又隐没于时间的长河，踪迹难觅。
时光飞逝，裴文中去世了，魏敦瑞去世了，贾兰坡去世了……几十年中，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相关的人士相继辞世。根据他们的遗愿，人们将他们安葬于周口店龙骨山上的周口店遗址内，永远守望这片承载人类起源秘密的土地。
本文首发于《北京日报》2016年7月26日13版、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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